法律无罪推定原则（为什么我国没有进行无罪推定原则）

学人忆往

1949年以来第一篇正面论述“无罪推定”原则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法学界很大反响，获得广泛好评。这篇论文是当时30岁出头的青年教师黄道撰写的。

原文：《黄道教授与“无罪推定”原则》

作者 | 上海社会科学院尤俊意

图片 | 网络

1957年春天，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市社联合办的法学专业刊物《法学》第二期刊出了一篇论文，题目是《略论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篇正面论述“无罪推定”原则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法学界很大反响，获得广泛好评。当时《法学》编辑部决定对作者“稿酬从优”。这篇论文就是30岁出头的青年教师黄道撰写的。

1924年出生的黄道是浙江磐安人，解放前在厦门大学法律系读书期间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解放后曾任厦门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法部司法组成员、厦门市人民法院审判员、刑事审判庭庭长。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华东地区九所大学的政治系、法律系和社会学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后，他受组织指派到华政干部进修班学习，一年后结业，因各方面表现良好而留校任教。具有丰富的刑事审判实践经验，又具备系统的刑事诉讼理论知识的黄道，此后逐渐形成“无罪推定”原则的理论构架。

无妄之灾

所谓“无罪推定”，其核心要义就是“在法院判决被告有罪之前，应推定被告无罪”。这个推定既合理又合法，因此引起广泛共鸣。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个月时间，形势急剧转变，在“反右派斗争”浪潮中，“无罪推定论”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右派言论，于是黄道受到了批判，差一点被打成“右派分子”。

好在当时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雷经天同志爱惜人才，有意保护年轻知识分子，趁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来沪视察工作之际，雷经天向他汇报了关于黄道的事。他口头请示道：“无罪推定是个政治问题还是个学术问题呢？”陆定一同志回答说：“我认为是个学术问题。”于是，尽管基层组织已经给黄道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并把材料报到院党委，最终还是被院党委否决了。

195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哲学研究所和政法研究所时，黄道进入了哲学所，而非政法所。原因很明显，虽然他免于右派之灾，但是人事档案中莫名其妙地被塞进了“内定中右，控制使用”的材料，自然不宜从事政治性很强的政法专业工作了。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到了哲学所的黄道，干一行爱一行，工作非常出色。他先后担任了哲学组组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负责人，合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读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成为一位哲学行家。

待到1979年上海社科院先后恢复哲学所和法学所时，黄道终于从哲学所转入了法学所，总算归队入本行了。他原本政治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业务上一向过硬，所以一到法学所就重新从事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研究，并顺理成章地担任了刑法研究室主任。

1980年初，我进入上海社科院工作，和黄道有了同事、师生、领导与被领导的多重关系。1984年8月，我作为所长助理兼学术秘书室主任有幸在他的领导下科研、行政“双肩挑”，而且经常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1988年黄道应召被调往正在招兵买马的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工作，又为学院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观点经得起历史考验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我国法治事业的发展，他的理论观点愈发被证明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1996年修改刑诉法到现行的刑诉法，更进一步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上世纪末期，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黄道教授谦虚地说：“现在来看，那篇文章只是从证据学的角度，强调了司法机关的同志在搜集证据时要注意树立无罪推定的指导思想，虽然文章中也提到了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可以更好地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那时的思想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没有在这方面展开论述。这不能不说是那篇文章的一个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