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出境的意思是什么（无国籍人怎么驱逐出境）

1974年1月15日晚，北京市东郊西坝河的桥下，两名苏联间谍正在鬼鬼祟祟地和我国的一名叛徒进行情报交易。

就在双方情报交接快要完成的时候，西坝河桥的四周忽然传出了几声脆响，随即，几颗红色的信号弹随之升空。之后，我方英勇的民兵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当场就逮住了这两名苏联间谍、以及这个叫李洪枢的叛徒。

以上这一幕，便是1974年让苏联克格勃在国际上颜面大失的李洪枢事件的高潮一幕。

那么，这个李洪枢到底是什么人？作为叛徒的他，为何最后能够成功地隐姓埋名、结婚生子了？我方又是如何通过李洪枢和苏方的克格勃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较量呢？最后，克格勃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呢？

这篇文章就给大家详细地介绍一下，当年震惊世界的李洪枢事件。

李洪枢，黑龙江双鸭山人，1967年的4月，李洪枢偷偷越境，逃到了苏联去找亲戚。

但是到了苏联之后，他很快便被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给盯上了。克格勃的实力还是很强的，和美国的中情局、英国的军情六处、以及以色列的摩萨德，合称为“世界四大情报机构”。

克格勃在盯上李洪枢之后，没过多久，便通过金钱和威胁的双重施压，成功收买了李洪枢做间谍。

1970年，李洪枢被送到莫斯科接受了苏联情报机关的特务训练。其实一开始，克格勃是想训练李洪枢三年的，但由于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让中苏双方的关系达到了冰点，因此，为了提前窃取情报，克格勃把李洪枢的训练时间由三年改为了两年。

两年后，1972年6月5日，李洪枢从新疆的鄂尔多斯河口越境，潜回到了中国，而他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就是窃取情报交给克格勃。

但是，没过几个月，李洪枢的间谍行为便因一次小细节被咱们中方发现了。

1972年10月中旬的一天，新疆边防部队的战士在日常巡逻的时候，突然在边境线发现了一个刚吃完没多久的食品空罐子，这个空罐子立马引起了巡逻战士们的怀疑。

巡逻结束后，经过一番询问，大家都表示不知道这个空罐子是谁扔的，看到这种状况，部队首长也没敢大意，他推测很有可能是有苏联的间谍潜入了。随即，边防部队立刻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公安部门，让公安人员进行侦察处理。

公安部门在了解到情况之后，立马将排查任务安排了下去，尤其是排查各地的旅馆、饭店和交通站等地。

几天后，在一个小旅馆里，民警在日常检查户口薄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当民警检查他的户口薄的时候，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淡定。但是通过细节的观察，一位老民警发现了不对劲，于是，便对李洪枢进行了仔细询问，后来，其他民警又在李洪枢的房间里发现了间谍设备。

最终，经确认，李洪枢就是苏联克格勃派来的间谍。之后，公安部门便把他拘留了起来，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调查发现，李洪枢已经数次成功出卖情报了。

另外，我方还发现，苏联好像还并不知道李洪枢已经被逮捕了。于是，警方便将这个情况报告给了上级，上级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最终决定放长线钓大鱼，将计就计，“逆用”李洪枢，以此来揪出克格勃隐藏的其他间谍。

在决定逆用李洪枢之后，事情进展的并不是很顺利，在一开始的时候，李洪枢并不配合，李洪枢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平时也不爱说话，当民警需要他配合的时候，他也总是沉默着。并且在此期间，因为看管疏忽，李洪枢还偷偷地逃跑过一次。

有一天晚上，关押李洪枢的地方意外失了火，借着共同救火的这个机会，李洪枢趁机逃走了，在成功逃跑之后，李洪枢找到了一个电话亭，立马给苏联的大使馆打了一个求助电话。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苏联大使馆当时并没有把李洪枢的这个求助电话当做一回事，因此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后半夜的时候，李洪枢在高粱地里再次被咱们警方抓获。

李洪枢再次被抓之后，当时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取得李洪枢的信任，因为只有这样，李洪枢才会配合工作，才能揪出苏联更多的间谍。而李洪枢的这次逃跑也说明了，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反抗的，他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能将功赎罪。

其实，对于那些已经成为间谍的人，他们最大的心里障碍可能就是信任，因为作为间谍，他们做事需要非常的谨慎，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人。

最后，为了引出背后更大的“鱼”，上级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用实际行动感化李洪枢，让李红枢感受到他是可以将功赎罪，可以过上正常生活的。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负责李洪枢的专案组成员们，每天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把李洪枢当成了身边的“同志”。另外，上级还强调到，在此期间，所有人员对李洪枢都不许有敌意，当着李洪枢的面，任何人说话都不能吞吞吐吐、神神秘秘的，要给他一种亲和的氛围。

这种感化形式还是比较有用的，在这种氛围下，渐渐地，李洪枢不再像之前那么紧张和戒备了，有时候大家伙儿在一起开玩笑、打趣，李洪枢也会跟着笑一笑，偶尔也会插两句话。

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之后，1973年年底，李洪枢终于在感化之下同意了专案组的配合计划。

李洪枢同意了当然很好，不过，在李洪枢同意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难题，那就是如何让李洪枢重新获得苏联克格勃的信任，因为李红枢已经好久没有出卖情报了，这肯定会让克格勃产生怀疑的。

最后，经过一番商议，专案组决定先让李洪枢向克格勃故意出卖一些情报，这样做的话，一方面可以证明李洪枢的情报获取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

上级在看到这个计划后表示了同意，并且开会商讨一下让李洪枢具体透露哪些情报，因为如果透露的情报没用的话，对方肯定会有所怀疑的，而如果透露的太过机密的话，那对咱们肯定也是很不划算的。

最终，经过仔细的商量，决定让李洪枢透露一些似是而非的情报，比如说，东北某地突然出现了一个土包，疑似是军事基地等等这一类的情报。

随着工作的深入，李洪枢在出卖了几份类似的情报之后，苏联方面对李洪枢的工作能力表示了高度赞扬，并且对李洪枢深信不已。这个时候，上级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可以引蛇出洞，一网打尽了。

后来，经过一番商议，上级决定让李洪枢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取得联系，就说之前的电台坏了，急需一台新的电台，方便以后出卖情报。苏联大使馆在得到这一消息后，当即表示了同意，并且声称除了电台之外，还会给李洪枢提供一些最新的窃密设备。

最终，双方约定在1974年1月15日的晚上九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的桥下接头，接头人会送来新的设备、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并且，苏联大使馆还给了李洪枢一个接头暗号。

时间定下来之后，为了抓捕工作的顺利进行，专案组将埋伏人员分成了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为第一包围圈，主要人员是保卫科的骨干们，第二包围圈是侦查人员，第三包围圈，也就是最内层的包围圈，是假装成老百姓的便衣们。

在1月15日这天来临前，专案组反复地去接头地点周围进行踩点，确保到时候万无一失。

在各方的准备当中，1974年1月15日这天很快便到来了。

这天一大早，专案组成员们提前就把西坝河一带秘密封锁了，周围零星的几家住户只准进不准出，另外，几家住户家中的狗也都被事先喂了酒馒头，就是把馒头用酒泡泡让狗吃，以免到时候狗的叫声会打草惊蛇。

又等了几个小时，夜幕降临了，专案组每个人的内心都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紧张。

9点30分很快便到了，李洪枢按照约定，已经在桥头下等了好几分钟，但是却迟迟没看到苏联间谍的出现。

怎么会这样？难道情况有变吗？按照事先的约定，只要一看见苏联的特务过来，第一包围圈就会立刻发出信号弹。

但此时，眼看着马上到9点40了，还没有任何动静。在这种情形下，专案组成员们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在寒冷的夜里紧张的手心都出汗了。

终于，在9点45分的时候，一辆牌照为“01-0044”的白色伏尔加牌轿车，向西坝河桥的方向驶了过来。

“苏谍”当晚驾驶的车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小细节是，这辆车的车灯全部被纸给糊上了，应该是怕灯太亮引起别人的注意。侦察人员一看到这个小细节，立马就明白了，这辆车里边坐的人，十有八九就是要和李洪枢碰面的苏联间谍。

没过一会儿，这辆车便停了下来，但是并没有人立马就下来，可能是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大概停了五分钟之后，轿车后排的两侧车门同时打开了，紧接着，车上下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是空手，什么都没拿，高个子，穿一身中国式的蓝制服，另一个人比较矮，穿了件黑色的棉大衣，手里拎了一个手提包。

二人下车之后，往四周张望了一会儿，然后便径直地走向了西坝河桥。

这两个人是谁呢？这两个人分别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秘书谢苗诺夫和翻译科诺索夫。

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开，随后，那辆原本停着的伏尔加轿车立马掉头朝西北的方向驶了回去。在这辆车行到最外层包围圈时，直接被咱们埋伏已久的民兵和警察拦下了来。车上还有三个人，分别是苏联使馆的秘书马尔琴柯和他妻子，以及谢苗诺夫的妻子，把车子拦下之后，我方人员立马将这三人带回了局里。

再说另一边，谢苗诺夫和科诺索夫来到桥头之后，并没有立马去桥下，而是在桥上转了两圈。

观察了一会儿之后，二人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桥下，这时，带着口罩的李洪枢也慢慢迎了过来，摆着手做了个手势，这两个苏联人也回了个手势。

当李洪枢走到他们二人面前时，为了打消他们的怀疑，李洪枢又用俄语说了一句暗语，这两个苏联人听了之后，确认这就是他们的接头人，于是，便相继和李洪枢握了握手。

三人简单寒暄了几句话之后，李洪枢便将藏有情报的口罩摘了下来，递给了谢苗诺夫。随后，谢苗诺夫也将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交给了李洪枢。

就在双方情报交接快要完成的时候，西坝河桥的四周突然有几颗红色信号弹同时升空。随后，一大批早就埋伏在四周的警察和民兵立即冲了过来，当场抓住了他们三个人。之后，我方人员从手提包中搜出了一台新的电台、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以及特务活动经费5000元人民币。

这些东西作为物证，李洪枢作为人证，彻底坐实了对方是间谍的身份。这不仅让苏联外交部门百口莫辩，同时，也让我方有正当的理由将苏联方面的情报人员驱逐出境。

针对抓获的这五名苏联间谍，我方并没有害怕苏联的势力，几天后，咱们中方外交部紧急召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馆，并且向其宣布：苏联数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立即把他们驱逐出境。

消息传到苏联之后，克格勃的领导非常的恼火。当场被抓包，不仅没办法继续窃密了，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苏联在国际上彻底丢了面子。克格勃一向是比较狂的，不过他们也确实有实力，所以很多国家都怕他们的情报人员，更有一些小的国家，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一句话都不敢说。但随着李洪枢事件后，好多国家也都跟着开始驱逐苏联的间谍，这也让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的情报网受到了重创。

后来，苏联咽不下这口气，便决定对我方进行报复。最终，克格勃的高层下令，一定要抓一个中方的外交官，扣上一个间谍的帽子。

我方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外交部紧急致电，通知了咱们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人员，要求他们做好相关的应急准备，以防克格勃急于报复而狗急跳墙。咱们大使馆在接到批示之后，立即通知了驻苏联的人员，所有人一律不准出门，全部放假在家休息。

但很不巧的是，1月15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随员关恒广结束任期即将回到国内，而在这次回国的路上，却让克格勃抓住了诬陷的机会。

四天后，1974年1月19日，关恒广坐的这趟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在伊尔库茨克市的车站停了下来。火车停下之后，苏方人员谎称车厢内发生了“ 瘟疫”，要求所有乘客下车接受检疫。当检查到关恒广时， “ 检疫人员”表示：你的脸色不好，眼睛发红，需要等待复查。很明显，所谓的瘟疫之说，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罢了。

几个小时后，再次检查完了，检疫人员说没问题，于是便让关恒广回到了车厢。不过，当关恒广走到他的座位旁边时，却发现附近了多了几个生面孔。对此，关恒广也没有太在意，毕竟他只是个普通的外交官，在反侦察方面，意识还是比较薄弱的。

过了一会儿，一个肥胖的中年妇女拿着一份文件夹，走到了关恒广的座位旁边，之后，这个中年妇女用中文询问关恒广是否有画报，关恒广说没有，这时，还没等关恒广追问，这个女人立马把手里的文件夹塞到了关恒广的怀里。

这一幕刚好被旁边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拍了下来，与此同时，突然有人高喊道“ 不许传递情报”。紧接着，又跑上来一帮彪形大汉，当即将关恒广强行绑了起来，并且不顾关恒广的抗议，把他用直升机押到了莫斯科。

就这样，关恒广被克格勃扣上了个间谍的帽子。随即，苏联外交部马上宣布到：关恒广是不受苏联欢迎的人，将被限期离开莫斯科。

苏方的这次报复其实在国际上没有一点儿作用，因为根本公布不出具体的证据，只不过是为了替自己的克格勃找找面子罢了。

1974年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轰动世界的长篇通讯，向世人揭露了克格勃一手制造的李洪枢案，这篇文章详细报道了中国军民、公安人员破获此案、沉重打击其间谍活动的详细经过。这篇文章当时并没有署名，但据说是出自著名记者穆青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