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定抢劫罪是什么犯罪类型（抢劫罪属于什么违法行为）

《刑法》并未对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

在界定具体罪名概念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到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实际情况，从而客观、科学地表现出罪名的内涵及外延。

从《刑法》罪名设置来看，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分属不同的犯罪类型

1.强迫交易罪的立法沿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国内发生的绝大多数交易均在国家计划之中，强迫交易行为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少之又少。

对此，基于当时我国实际国情，1979年7月1日通过的《刑法》并未设置强迫交易罪。

针对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强迫交易行为，1979年《刑法》设置了投机倒把罪予以规制。

不过，由于投机倒把罪属于典型的“口袋罪”，相关法律规定过于抽象、笼统，执法主观性和随意性过强，因此投机倒把罪的弊端十分明显。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内外贸易日益活跃，扰乱市场秩序的强迫交易行为也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

将这些强迫交易行为以投机倒把罪定罪处罚的立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实际国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1979年《刑法》的机械性和滞后性愈发明显。

故而，在1997年3月14日修订的《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将原投机倒把罪分解为若干个罪名，包括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等。

“1997年《刑法》将强买强卖行为另立罪名，原因在于强迫交易罪的行为人使用了暴力或威胁手段，故与非法经营行为具有本质区别。”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国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强迫交易行为也逐渐渗透至招投标、拍卖以及资产转让收购等领域。

司法实践中，强迫交易行为甚至已经成为涉黑涉恶组织谋取不法利益的主要方式之一，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在社会上带来了一系列消极影响。

然而，1997年《刑法》中关于强迫交易罪的规定却难以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内涵狭窄、法定刑单一、刑罚偏轻等问题愈发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2011年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交易罪进行了修订。

扩大了强迫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并增加了法定刑设置幅度，从而进一步加大对强迫交易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打击力度。

2. 抢劫罪的立法沿革

抢劫罪作为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多发的犯罪，历来受到我国立法者的高度重视。

1979年《刑法》分别于第150条以及第153条对抢劫行为进行了相应规制，其中，第153条在刑法理论上称为转化型抢劫罪。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形势特别是犯罪的实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79年《刑法》“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带来的弊端愈发明显。

基于此，1997年《刑法》对抢劫罪进行了有针对性地修改。

一方面，增加了普通抢劫罪的罚金刑，并以列举的方式对抢劫罪加重犯予以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于第267条第2款、289条增加了构成抢劫罪的两种情形。

修订后的1997年《刑法》第263条更具有实践可操作性，也更符合我国实际国情，有效弥补了1979年《刑法》第150条的不足。

1997年《刑法》施行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及解释性规定。

包括2000年1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2016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抢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等。

这些法律性文件构成了一套较为全面、系统的抢劫罪定罪量刑规范体系，为司法机关处理抢劫案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指引。

综上所述，抢劫罪是1979年《刑法》设置的罪名，强迫交易罪是1997年《刑法》新创设的罪名。

1997年《刑法》颁布至今，两罪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动。

对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的刑法设立以及修改沿革予以系统梳理。

有利于更好地掌握两罪的立法背景和立法目的，明确两罪所规制的特定犯罪行为，进而理解两罪在犯罪类型、犯罪构成要件等方面的差异。

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易混淆的主要原因分析

1. 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具有相似性

根据《刑法》第226条以及第263条的规定，强迫交易罪的手段行为为“暴力、威胁手段”，抢劫罪的手段行为为“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其中，《刑法》第226条中的“威胁”一词与第263条中的“胁迫”一词属于意义相近的词，通常情况下，可以将二者混同使用。

故而，从相关法条的表述方式来看，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的手段行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均包含暴力、胁迫手段。

换言之，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实施的暴力、胁迫行为既有可能构成强迫交易罪，也有可能构成抢劫罪。

事实上，在《刑法》中，“暴力”和“胁迫”（威胁）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

不仅在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中涉及暴力和胁迫，在其他罪名中也不乏这两种犯罪手段，如强奸罪、敲诈勒索罪、强迫卖淫罪、劫持航空器罪等。

显然，不同罪名中的暴力和胁迫的含义是不一致的，不能一概而论。

就暴力而言，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中的暴力程度、暴力取得不法利益的时间均存在差异；

就胁迫而言，两罪在胁迫程度、胁迫实现的时间、胁迫取得不法利益的时间、胁迫方式方面亦存在明显区别。

2. 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性

《刑法》第226条以列举的方式总结了强迫交易罪的五种表现形式，包括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等强迫交易行为。

由于抢劫罪的犯罪主观方面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此抢劫罪中不存在特定交易，这也是两罪的主要差异之一。

不过，司法实践中抢劫罪的表现形式较为复杂、多样，部分抢劫罪案件同样会涉及交易行为，只不过这些“交易”在本质上并非真实交易，而是行为人实施劫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幌子。

也就是说，这些抢劫罪中的“交易”只是表面上的交易，实际上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特定交易。

不过，从表现形式来看，此时抢劫罪的表现形式同样为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迫与被害人进行交易，导致在认定此罪与彼罪的过程中极易产生混淆。

综上所述，虽然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在犯罪构成要件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但同时也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不利于对行为人予以准确定罪，甚至在一些法院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以“陈某、吴某抢劫案”8为例，被告人陈某、吴某于2017年4月8日至4月11日期间在黄州南湖工业园区寻找落单人员，使用胁迫手段强迫多名被害人高价购买劣质皮鞋、皮带等商品。

一审法院认为二被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强取财物，判决二被告构成抢劫罪。

二审法院则认为二被告的行为属于强买强卖商品，改判二被告构成强迫交易罪。

两级法院对相同的案件出具了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这些裁判文书经上网公开后，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不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强迫交易罪与抢劫罪界分的理论基础

1.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一方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有罪当罚，无罪不罚”。

从罪与非罪的角度分析，根据《刑法》第226条的规定，强迫交易罪要求危害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入罪门槛较高。

而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规定，抢劫罪未对犯罪情节设置入罪门槛。

由此可见，立法者认为未构成情节严重的强迫交易行为无需受到刑罚处罚，但一切抢劫行为均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情节是否严重，行为人均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刑法规制的范围内将未达到情节严重程度的强迫交易行为予以排除，可以准确区分强迫交易行为和抢劫行为，从而更好地判断罪与非罪。

另一方面，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

《刑法》将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设置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以及“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个档次。

将抢劫罪的法定刑设置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以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两个档次。

从总体上看，强迫交易罪的法定刑低于抢劫罪，相对应的，强迫交易罪的社会危害性也应小于抢劫罪，故而，在分析两罪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时应充分考虑两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

具体来说，强迫交易罪的目的行为是进行交易，手段行为不必达到抑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仅需达到足以使被害人不得已违背真实意思表示进行交易的程度即可。

抢劫罪的目的行为是劫取财物，且手段行为必须使被害人处于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状态中。

2.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在判断某一行为究竟构成强迫交易罪还是抢劫罪，亦或是其他罪名时，需要同时考虑该行为的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即行为人在实施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或者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既要考虑行为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又要考虑其实施的犯罪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罪名的客观要件。

另外，犯罪构成中的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还意味着主观心态与客观危害在性质和内容上须保持一致。

行为人的行为是在其主观认识支配下进行的，主观认识与行为活动存在着内容的一致性、因果关联性。

进一步而言，根据案件中“交易”的表现形式能够分析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若存在特定交易，则可以推断行为人在主观上欲强行与被害人达成交易，构成强迫交易罪；若不存在特定交易，则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构成抢劫罪。

3. 正确执法理念

正确执法理念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准确认定犯罪性质和罪名，避免发生刑事错案，维护公平正义。

如前所述，强迫交易罪和抢劫罪的法定刑存在较大差异，从总体上看，后者的法定刑高于前者。

坚持正确执法理念，从行为人的犯罪手段和“交易”的表现形式两个方面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性质。

能够有效区分此罪与彼罪，最大限度地减少“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的情形，提高刑事案件裁判结果的准确性，体现法律的公正，并充分保障行为人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