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所有权（房屋所有权以什么为准）

第十章　支配与正当性

一、经济权力的支配与权威支配¹

最一般意义上的支配，是社会行动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当然，并非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都会显示一种支配结构。但在绝大多数社会行动中，支配都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初看上去可能并不明显。因此，比如在若干语言共同体中，通过官方命令把某种方言提升到政治实体的官方语言地位，往往会对发展出一个有着共同书面语言的大规模共同体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德国就是这样。²但是，政治上的分离也会决定相应的语言分化的最终形式，比如荷兰之于德国的情形。³此外，在学校中实行的支配将会最持久、最有效地把官方学校语言的形式和优势固定下来。社会行动的所有领域都会毫无例外地受到支配结构的深刻影响。就大多数情况来看，由不定型的社会行动中产生出理性的联合体，原因就是有了支配以及实施支配的方式。即使并非这种情况，也会有一个关键因素决定着社会行动的形式及其“目标”取向，这个因素就是最高权力的结构及其扩展。实际上，在古往今来经济上最为重要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是在庄园和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中，支配都曾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就要看到，支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状况。正如其他权力形态下的情况那样，实施支配的那些人并非仅仅——甚至一般不是——通过支配去追求比如经济货物的充足供应之类的纯经济目标。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对经济货物的控制权，即经济权力，常常都是支配带来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同时也是实施支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任何经济上的权力地位都不可能体现出我们这里的词义所指的支配。建立和保持支配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利用经济权力。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在最为重要的那些情况下，却正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利用经济权力建立和保持支配的，并且常常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为求保持支配而使用经济手段的模式，反过来又对支配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绝大多数经济组织，其中那些最重要、最现代的组织，都显示了某种支配结构。事实上，任何一种支配形式的关键特征，都不会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与任何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最高权力的结构既是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因素，也是经济条件的一个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

我们这里的首要目的只是陈述经济组织形式和支配形式之间关系的一般命题。正是由于这种一般性质，这些命题将不可避免地比较抽象，有时还略显含糊。出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我们需要首先比较确切地定义我们所说的“支配”，以及它与“权力”这一通用术语的关系。权力有一个极为普遍的含义：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他人行为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可能会表现出极为多样的形式。如果像时有所见的那样，把法律授予某人的针对一个或多个他人的权利要求，理解为对债务人或没有被授予这种权利要求的人们发布命令的权力，那就可以这样来设想整个私法体系：它把支配分散到了被授予法定权利的人们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人也就有权力在他工资的权利要求范围内命令工厂主，即“支配”工厂主，公务员则有权力在他薪金的权利要求范围内命令国王，即“支配”国王。这样的术语恐怕是相当牵强的，总之，它只有临时的价值，因为必须在两种命令之间作出本质上的区别：一是司法当局对已判决的债务人发出的“命令”，一是权利要求人自身先于判决对债务人发出的“命令”。然而，通常所说的“支配”地位也会出现在客厅里的以及市场上的社交关系中，出现在演讲大厅的讲台上，出现在一个旅团的指挥所里，出现在性爱关系或慈善关系中，出现在学术讨论或体育运动中。不过，这样一种宽泛的定义，对于科学地使用“支配”一词毫无益处。这里不可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支配”的所有形式、条件和具体内容进行全面分类。我们唯需记住的是，除了大量其他可能的类型之外，有两种直接对立的支配类型：凭借利益格局（特别是凭借垄断地位）进行的支配，和凭借权威——命令权和服从的义务——进行的支配。

前者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市场上的垄断支配，后者的最纯粹类型则是家长的、执政官的或者君主的权力。前者的最纯粹形式乃是建立在一种影响力基础上的，这种影响力完全是因为拥有货物或者市场技巧而产生的，它得到了某种方式的保障并作用于被支配者的行为，但这些被支配者在形式上始终是自由的，而且仅仅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动机。后一种支配形式则有赖于所谓绝对的服从义务，不管其间的个人动机或者个人利益是什么。这两种支配类型的界线是变动不居的。例如，任何大型的中央银行或者信贷机构，都会凭借其垄断地位对资本市场发挥“支配性”影响。它可能会把信贷条件强加给潜在的债务人，从而为了它的自有资产的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如果那些潜在的债务人的确需要贷款，为自身利益计，也就必须服从这些条件，甚至以提供辅助担保来保证这种服从。然而，信贷银行并不会声称它们在行使“权威”，就是说，它们不会声称有权要求被支配者“服从”而全然不顾后者自身的利益；它们仅仅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只有当被支配者在形式上自由行事，犹如迫于客观环境而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时，它们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即使是不完全垄断权的所有者，尽管存在着竞争，但如果他大体上能够为交易伙伴和竞争者“规定”价格，换句话说，如果他以自己的行为把一种合乎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强加给他们，但又并未强加给他们哪怕最轻微的服从这种支配的“义务”，他也会发现自己处在与上述信贷银行同样的地位上。然而，任何凭借利益格局而实现的支配类型，都会逐渐转变为权威支配。这尤其适用于一开始就建立在垄断地位基础上的支配。比如一个银行，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一家负债公司，可能会要求让本银行的某个董事会成员成为该负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以此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这样，银行董事会即可利用负债公司管理层的服从义务对其发布决定性的指令。

再如一个中央发行银行，可以促成各信贷机构就统一的信贷条件达成一致，凭借自身的权力地位以这种方式保证对各信贷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进行控制与监督。然后，它可以利用这种控制达到通货管理或影响商业周期等等目的，甚或达到政治目的，例如为蓄势待发的战争筹备资金——如果中央银行处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这个目的就会尤其突出。从理论上说，实际确立这种控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即实施控制的目的和方式明确体现在规章制度（reglementation）之中，建立专门机构以实施控制并由专门的上诉机构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最后，控制会不断变得更加严格。如此，这种支配将会变得完全像官僚制国家机构对下级的权威支配，而下级的地位将会具有这样的性质——对权威的服从关系。

以下情况也可以作如是观：向小酒店业主提供设备的啤酒厂也能实现对前者的支配；如果说不定哪一天某个德国出版业卡特尔有了发放和撤销零售许可证的权力，书店老板们也将不得不服从它的支配；标准石油公司对汽油经销商的支配、德国煤炭生产商通过他们的联合销售处对煤炭经销商的支配，都是如此。所有这些零售商很有可能最终都会变成受雇佣的分销商，与在雇主工厂外面工作的巡线工或者其他私人雇员毫无二致，只管服从某个部门头头的权威即是。古代的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事实依附便逐渐过渡到了形式上的债务奴役状态，到了中世纪和现时代，手工业者对熟谙市场行情的出口商的依附则超过了家庭工业的各种依附形式，最后过渡到对血汗工厂（sweatshop）工人彻底的威权主义劳动管制。由此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层级，比如办公室或车间里的文员、技术员或工人的地位，他们对纪律的服从在性质上已经根本无异于公务员或军人，尽管创造了这种地位的是由形式上“平等”的各方当事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自愿”接受雇主提出的条件之后订立的契约。毫无疑问，受雇于私营部门还是公营部门，其间的差异远不如服兵役和其他职业之间的差异重要。其他职业都可以自愿议定和终止，而服兵役则是强制义务——至少在某些国家，比如我们这里，自古代的雇佣兵制被征兵制取代以后，情况就是如此。而且，即使政治效忠关系，也是自愿缔结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愿解除的；历史上那些封建制的，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家产制的依附关系也同样如此。所以，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只是逐渐地过渡到权威关系，比如奴隶是完全非自愿的，而臣民一般却是无期限的。显然，下级会在服从中得到某种最低限度的利益，这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服从动机之一，甚至在绝对的威权主义义务关系中也是如此。因此，所有这些过渡都是界线模糊而且变动不居的。然而，如果我们毕竟还希望从连绵不断的实际现象中作出有效的区别，那就不应忽略两种权力的对立：一是完全借助所有权并通过市场上的利益妥协而形成的事实权力，一是家长或君主的威权主义权力——他们所要求的是单纯的服从义务。刚刚给出的范例绝没有穷尽权力的变体。单单所有权就可以成为各种权力形态的基础，而不光是市场权力的基础。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即使在尚未出现社会分化的地方，财富伴随着相应的生活方式也会创造出相当于一个“举办家庭招待会”的男人或者拥有自己的“沙龙”的贵妇在现代社会所处的地位能够带来的影响力。在某些条件下，这些关系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带上威权主义的特征。这种广义的支配不仅会产生于市场上的交换关系，而且会产生于“社交”关系；此类现象涉及的范围可以从“上流社交界名士”直到罗马帝国富有个性的arbiter elegantiarum⁴（典雅美鉴赏权威）或者普罗旺斯贵妇们的爱情法庭⁵。实际上，在民间市场和私人关系之外也能看到这种支配状况。即使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命令权，一个“帝国邦”，或者更准确地说，其中那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个人，借助权威或市场也能够行使广泛的，有时甚至是专制主义的霸权。普鲁士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的地位或是后者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就是典型范例。在某种程度上说——尽管是在相当低的程度上，纽约在美国的地位则是又一个范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普鲁士官员处于支配地位，因为他们的邦土构成了最大的，因而最具关键意义的市场；在德意志帝国中，他们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他们控制着最大的铁路网，最多的大学职位等等；由此，他们能够使其他在形式上平等的各邦相应的行政部门陷于瘫痪。纽约之所以能够行使政治权力，则是因为它是巨大的金融权力所在地。所有这些权力形态都是建立在利益格局基础上的，因此都类似于市场上出现的那些权力，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转变为受到形式调整的权威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变为拥有他主命令权和强制机器的联合体。实际上，相比某种清晰明确地界定了服从义务的权威来说，起源于市场或者其他利益格局中的支配，正是由于缺乏规则，才会令人感到更受压制。不过这个方面的问题不应妨害社会学家的术语。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使用完全是狭义上的支配概念，其中完全不涉及各利害关系当事人之间形式上自由互动而产生的，特别是在市场上出现的那种权力状况，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术语中，支配就是威权主义的命令权。

因此，更具体地说，支配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状况：一个或多个统治者明示的意志（命令）就是要以如下方式影响，并且实际影响了一个或多个他人（被统治者）的行为——他们发生的行为有着高度的社会意义，仿佛被统治者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把命令的内容当作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被统治者一方来看，这种状况叫作服从。

补论：1. 这个定义听上去有些笨拙，特别是因为使用了“仿佛”的说法。然而这不可避免。秩序得到了服从，这种单纯表面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我们所指的支配；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事实的意义：命令是被作为“有效”规范接受下来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发布命令到命令确实被遵从，其间的因果链是极为多样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命令对被统治者产生的效果，或者是通过移情，或者是通过灵感，或者是被理性论证说服，或者是通过某人对另一人兼有这三种主要类型的影响而达到的。⁶在具体情况下，被统治者执行命令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他相信该命令是恰当的，或者是由于他的义务感，或者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单调的”习俗，或者由于渴望获得某种实惠。对于社会学来说，这些差异却未必切题。另一方面，相应于主要的合法化模式中的基本差异，支配的社会学性质也是有区别的。

2.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给出定义的狭义支配概念，和那些我们业已讨论过的在市场上、客厅里、争论中定调子的状况，其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状态。这里应当回过头来简要谈谈后者，以便能够更清晰地说明前者。

显而易见，支配的关系可以交互存在。在现代官僚制中，不同部门的官员，每个人都在服从他人的命令权——如果后者拥有管辖权的话。这里并不会陷入概念困境，但是，假如一位顾客向鞋匠定做一双鞋子的话，这时两者是谁在控制谁呢？答案将依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定，但人们几乎始终都会看到，在某个局部方面，此人的意志甚至会不顾彼人的不情愿而对他的意志产生影响，结果就是此人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彼人。然而，根据这种思路却不可能建构任何精确的支配概念——此说适用于所有的交换关系，也包括对无形物的交换关系。或者，像在亚洲常见的那种情况，乡村工匠在固定期限内受雇于某乡村，对此我们又该怎么说呢？他在自己的职业管辖权限内是个统治者吗？如果他是个被统治者，他在被谁统治呢？人们也许不会把支配概念用于这种关系，除非要谈论的是该工匠对帮工们行使的权力，或者是凭借官职控制着该工匠的那些人对他行使的权力，而一旦这样谈论问题，我们也就是把支配概念压缩为上面定义的那种技术性概念了。然而，一个村长，就是说，一个拥有官方权威的人物，他的地位可能也像那位乡村工匠一般无二。我们所熟悉的私务与公职的区别乃是发展的结果，它在别处毕竟不像在我们德国一样那么根深蒂固。在普通的美国人看来，一个法官的差事和一个银行家的营生并无二致。法官大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他获准垄断了对某人做出裁决的权力，根据这种裁决，后者可以对另一人实施某种强制履行，或者视具体情况保护自己拒绝他人的权利主张；法官凭借这种垄断权而直接间接地享有了许多合法或非法的实惠，为了享有这些实惠，他会把一定比例的收费付给让他得到了这份差事的党老大。

对于村长、法官、银行家、工匠等等所有这些情况来说，我们都可以说他们在支配，不管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能够看到他们发出或接受的命令本身得到了具有高度社会意义的服从。如果不谈命令权，那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定义出可用的支配概念；但是我们决不应忘记，就像生活中的一切那样，这里的一切也是无不处在“过渡中”。不言而喻，社会学家只能以这种命令权的实际存在为准，这与法律人关心某项法律规范的理论内涵截然不同。就社会学关注的范围而言，如果某人要求得到的权威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具有高度社会意义的听从，那就说明命令权并不存在。此外，社会学家通常还会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事实上的”命令权一般都是要求“依法”存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社会学家也就免不了要去利用法律的概念系统。

二、直接民主与显贵统治⁷

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与“行政”相结合而言的“支配”。任何支配都要通过行政来体现并发挥功能。另一方面，任何行政都需要支配，因为它始终需要某人掌握某些命令权。这种权力很可能会以非常率真的方式出现；被统治者可能会把统治者看作自己的“仆人”，而他对自己也有可能作如是观。这种现象的最纯粹形式就出现在所谓的“即时民主”行政管理［“直接民主”］中。

这种行政被称为民主行政乃是出于两个未必会重合的原因。第一，它是基于人人都有同等资格管理公共事务这一假设。第二，它把在行政过程中的命令权限制到了最低程度。行政职务要么轮流担任，要么抽签决定，要么经选举而短期任职。所有重大决定均需全体成员共同议决；行政人员需要做的只是起草并贯彻决议，按照全体大会的指令管理“当前事务”。这种行政类型可见于众多的民间联合体、某些政治共同体（比如瑞士的Landesgemeinden或者美国的某些区）、大学（就行政管理操在校长或院长手中而言⁸）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组织之中。不管行政功能多么弱，某个官员也必定会拥有某种命令权，因而他的地位也就始终悬在纯粹的仆人和主人之间。对他的地位划出“民主”界限正是为了防范他发展成主人。然而，官员支配权的“平等化”和“最小化”，亦可见之于众多贵族群体，以此防范他们中的成员成为统治层。威尼斯、斯巴达的贵族或者德国大学的正教授贵族就是这样的范例，他们全都使用同样的“民主”形式：轮流任职、抽签或者短期选举。

这种行政通常会出现在满足了以下条件的组织中：

1）该组织必须是地方性的，或者成员人数有限；2）成员彼此的社会地位必须差别不大；3）行政功能必须相对简单而稳定；4）然而，还必须根据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方式与手段发展出某种起码的素养。比如瑞士和美国的直接民主行政管理，也像俄国的村社组织米尔（mir）在它的传统事务范围界限之内那样提出了最后这项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行政管理看作任何典型发展过程的历史起点，而只能看作一种很有助于开始进行研究的边际类型。轮流任职、抽签或选举，都不是甄选某个组织行政官员的“原始”形式。

无论何处存在的直接民主行政管理，都是不稳定的。经济分化的任何发展都会伴随出现这样的可能性：行政管理将落入富人之手。原因并非在于他们具备优越的个人品质或者更为全面的知识，而是仅仅在于他们有时间且报酬微薄，甚至完全没有报酬地作为兼职去承担行政功能。然而，那些必须为了糊口而工作的人们，就不得不牺牲能够带来收入的时间，劳动越是紧张，这种牺牲就越是变得无法忍受。因此，那些处在优势地位的人并不仅仅是享有高收入者，更是那些无需亲自劳动或者通过间歇性劳动也能获得一份收入的人。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一个土地所有者或者一个中世纪的商业贵族，一个现代工厂主就更不容易放下自己的工作，相应地也就更难以承担行政职能，因为前两者无需不间断地工作。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型的大学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尽管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但却最不适于担任大学校长，他们的日常工作占用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工作的人越是变得难以从工作中脱身，直接民主的行政管理就越是容易转变为显贵（honoratiores）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种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定社会荣誉载体的类型。⁹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即有能力承担一项因经济地位产生的可敬义务——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和统治。因此，我们暂时把honoratiores定义如下：

首先，他们无需或相对来说极少劳动也能享有一份收入，或者至少，他们除了可能从事的无论什么职业活动以外，还能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其次，靠这份收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使他们的身份荣誉获得了社会“声望”，从而适合于奉诏进行统治。

这种显贵统治常常是以审议机构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提交给共同体的事务总是预先在那里进行讨论，这使它很容易先期形成共同体的决议，甚或把共同体置诸脑后，从而凭借他们的声望确立显贵的垄断权。显贵统治的发展以这种方式在地方性共同体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比如特别是在邻里联合体当中。然而，古代显贵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于出现在理性化的现代直接民主中的那些显贵。起初的资格要求是高龄。凡是社会行为以传统——惯例、习惯法或神圣律法——为取向的共同体，年长者可以说都是天然的显贵，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而享有声望，还因为他们熟谙传统。他们的同意、事先认可（προβο?λενμα）或者正式批准（auctoritas）¹⁰保证了针对超自然力量的决定具有正当性，而且在出现争议时也是最有效的裁决。如果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处于大致相同的经济地位，那么“长老”也就只能是家庭、氏族或邻里当中的最年长者。

然而，年龄在共同体中带来的相对声望是很容易变化的。凡是食物来源短缺的地方，不再能劳动的人就会成为负担。凡是战争成了常态的地方，年长者的声望也很容易落后于武士们的声望，而且往往会发展出一种年轻人群体反对老年人声望的民主倾向（sexagenarios de ponte）¹¹。在发生经济或政治革命——无论那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革命——时期，以及在宗教观念的实际能量，从而还有对神圣传统的崇敬几乎没有形成或者日趋衰落的地方，都会出现同样的发展。另一方面，凡是经验的客观实用性或者传统的主观力量仍然得到高度评价的地方，老年人的声望就会经久不衰。

凡是长老遭到废黜的地方，权力通常不会是转移到年轻人手中，而是落入其他社会声望的载体手中。在出现了经济或身份分化的情况下，长老会（γερουσíα, senatus）的名义可能会一仍旧贯，但构成成分事实上将会变成上文讨论过的那种显贵，即“经济”显贵，或者身份荣誉的载体，他们的权力说到底还是以他们的财富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必须争取或保留“民主”行政这样的战斗口号，可能会变成穷人反对显贵统治的强大工具，同时也会变成富有经济实力但却不容获得身份荣誉的群体的有力手段。如此，民主行政就会成为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内容，特别是因为显贵凭借身份声望和某些群体对他们的依附，会给自己建立一些由穷人组成的“保安队”¹²。一旦直接民主的行政成为权力斗争的目标，它也就丧失了那种明确的特征——尚未充分发育的支配状态。政党毕竟是为了谋求上述特定意义的支配而存在的，因此必然会倾向于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结构，不管它会多么谨慎地试图掩盖这一事实。

以实质上同样的方式生活在“纯粹”民主的边缘状态的成员所经历的这种社会异化，也会出现在这样的群体当中：它们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某种限度，再由通过轮换、抽签或选举而碰巧指派到的任何人去满足行政管理职能的要求已经变得极为困难。大规模组织的行政条件根本不同于依靠邻里或者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型联合体所能提供的条件。一旦涉及大规模的行政管理，民主的含义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社会学家再把刚才讨论过的同一种含义赋予这个术语，那就毫无道理可言了。

行政任务的日益复杂化以及行政范围的急剧扩张，越来越导致那些富有素养和经验者占据了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故而必然会有利于至少某些官员的任职保持连续性。由此，也就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或然性：为了行政目的而产生一种专门的常设机构，以此作为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机构可能是显贵统治的机构，其成员犹如平等的“同僚”那样行事；或者可能最终成为“独断”机构，所有官员均被整合进一个等级制度，位于顶点的是一个单独的首脑。

三、组织结构与正当权威的基础

这样一个支配机构，其成员的主导地位端赖所谓的“少数法则”（law of the small number）。统治的少数会在成员当中迅速得到理解，由此，它在任何时候都能迅速发起对于保持它的权力地位必不可少的理性的组织行动。结果是，它很容易就能粉碎任何对它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大众行为（Massen- oder Gemeinschaftshandeln）——只要反对派尚未按照谋求支配的预期方向建立起同样的组织。少数的另一个益处就是便于为统治者的意图和决定以及他们的信息状况保密；这个圈子越大，保守这些秘密就会越困难，甚至会变得不可能。凡是越来越强调保守“官方机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认为那是统治者打算勒紧统治缰绳或者他们感觉统治受到了威胁的征兆。但是，任何支配，只要确立为一种持续性的支配，必定都会在某个关键环节上成为秘密统治。

不过一般来说，为进行支配而做出的这种特殊安排，就像联合体的作为一样，都会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个习惯于服从领袖的命令并且因为参与支配及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直接关心支配的持续性的人员圈子，分工并持续不断地随时准备行使那些有助于支配保持连续性的职能。（这就是“组织”的含义。）¹³那些并非经由其他要求并行使命令权者的批准而产生的领袖，我们应当称之为主宰（master）；机器（apparatus）一词指的是供一个或多个刚刚给出了定义的那种主宰使用的人员圈子。

任何具体的支配结构，其社会学性质都是决定于主宰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决定于支配所特有的组织结构，即命令权的特殊分配方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可以考虑在内，它们可能有助于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分类。不过对于我们有限的目的来说，我们应当着重考虑的是那些基本的支配类型。而只要我们追问支配的效力最终的基础何在，那些基本类型就会浮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研究的是主宰要求“官员们”服从以及两者要求被统治者服从所依据的那些基础。

我们在讨论法律秩序时已经碰到了正当性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说明它的更广泛的重要意义。对于支配来说，进行这种正当性辩护绝不仅仅是个理论或哲学思辨的问题，毋宁说，它构成了支配的经验结构中极为现实的种种差异之基础。这一事实的原因就在于一种可以普遍观察到的需要：任何权力，甚至任何生存的优势地位，都需要给自己找到正当理由。

人的命运并不平等。人际之间的健康状况、财产状况、社会身份状况等等都不可能没有差异。简单的观察即可表明，只要存在这种差异，处在较有利地位的人就始终需要把他的地位看作某种方式的“正当”地位，把他的优势看作“应得”的优势，而他人的不利地位则是“咎”由自取。造成差异的纯偶然因素可能会极为明显地被一笔勾销。

人际的正面特权和负面特权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同样的需要。任何高等特权群体都会在它的天然优势，特别是血统问题上发展出某种神话。在权力的稳定分配以及随之产生的身份秩序条件下，那种神话就会被负面特权阶层所接受。只要大众继续处于自然状态，即仍然没有发展出对支配秩序的思考时——这意味着只要尚无迫切需要让现状变得“可疑”，那种情形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是，在阶级状况已经变得确凿无疑且人人都会坦承那是决定每个人的个人命运的因素时，高等特权群体的那种神话，即他们每个人的特殊运气都是应得的神话，就会成为遭到最激烈憎恨的攻击目标之一；不仅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某些斗争，尤其是还有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作如是观，在这些斗争中，上述神话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正当支配要求，便成了遭受最强大、最有效攻击的靶子。

实际上，任何支配（我们所指技术意义上的支配）的持续存在，始终都有着最强烈的需要，即通过诉诸其正当性的原则为自己辩护。这样的终极原则只有三条：

命令权的“效力”首先体现在自觉订立的理性规则的体系中，这些规则可能是基于一致同意，也可能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只要受命进行统治的人提出要求，它们就会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而得到服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单独的命令权载体都能被该理性规范体系赋予正当性，而他的权力就是正当权力，因为它符合规范。因此，服从的对象也是规范，而不是人。

然而，命令权的效力也可以建立在个人权威的基础上。

这种个人权威的基础可能是相沿成习、历来如此的传统所具有的神圣性，它规定了对某个特殊人物的服从。

或者，个人权威可能有着完全相反的来源——对异象的屈服，对超凡魅力的信仰，即对某个救世主、先知或英雄之类人物的真实启示或恩宠的信仰。

支配的“纯粹”类型与这三种可能的合法化类型相对应。在历史的现实中出现过的支配形式，都是这些“纯粹”类型结合、混合、适应或调整的结果。

一种支配结构中受到理性调整的联合体，在官僚制那里可以看到它的典型体现。由传统所规定的社会行动，在家长制那里有着典型表现。超凡魅力支配结构则依赖于个人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基础既非理性规则，亦非传统。这里我们也应当从最为理性，同时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类型入手：现代官僚行政。

注　释

1　除非另有说明，本章注释均为Rheinstein所作。

2　在诸多日耳曼方言以及诗歌、文学和政治辩论使用语言的方式中，被公认为标准的是14世纪末到15世纪先是在布拉格，然后是在维也纳以帝国衡平法院使用的那种形式而成，尤其是在它接近路德《圣经》译本中使用的风格时。

3　尼德兰农民讲的低地德语方言是以南荷兰省使用的形式而成，它在联合省脱离了德国、荷兰方言成为官方语言和《圣经》译本（Statenbijbel，1626—1635）语言之后获得了独立语言的地位。然而，瑞士的任何一种日耳曼方言却都没有获得作为独立语言的地位，因为松散的瑞士联邦不存在中央衡平法院，尽管它比尼德兰早一个世纪从政治上脱离了德国，但高地德语始终还是官方语言。

4　Arbiter elegantiarum，据塔西佗说（Ann. XVI 18），盖尤斯·帕特罗尼乌斯（Gaius Patronius）——大概与讽刺作家、仲裁人帕特罗尼乌斯（Patronius Arbiter）是同一个人——被尼禄称为“典雅美鉴赏权威”，并对他在格调品味问题上的看法言听计从。帕特罗尼乌斯和他的称号经由显克维奇（Adam Alexander Pius 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而广为人知。

5　关于爱情法庭，见第二部分，第一章，注10。

6　关于移情和灵感作为影响他人态度的因素，见第二部分，第一章，二，B。

7　参阅第一部分，第三章，19f。（R）

8　德国大学的校长（Rektor）和院长均由正教授们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与理事会一起管理大学事务，并对外代表大学，尤其是在对付监管大学的教育部时。

9　见第九章，六，E和第八章，（四）。（R）

10　Auctoritas，民众大会的某些决议要想生效所必需的罗马元老院的批准；关于这种必需性的重大政治意义的不同阶段，见Jolowicz，History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 （1932），30。

11　意为“60岁的人从桥上滚开！”一个其源不详的罗马谚语，古代作家一般都把它与一个推定的古老做法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活人献祭——没用的老年人从一座桥上被抛进台伯河。韦伯这里想到的是一种不那么普及的解释，见于Varro，de vita pop. Rom. lib.IV（II，11）残篇中的记载，说的是超过兵役年龄的人要被排除出以军事队列在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举行的选举大会，而进入战神广场要跨过一座桥。参阅Pauly-Wissowa，RE，2^nd ser.，II（1923），205f. “sexagenarios”词条。（Rh/Wi）

12　韦伯使用的是Schutztruppe一词，该词主要是在用来称呼德国海外领地的殖民军队时广为人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驻扎在西南非洲的Schutztruppe，它曾镇压了1904—1908年间的赫雷罗人（Herero）起义。（R）

13　参阅第一部分，第三章，十三。（R）